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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雙邊主義能走多遠?

作者:邵宇 陳達飛

來源:華夏時報

發布時間:2018-10-8 16:04:48

摘要:推動這種全球化浪潮的力量,是二戰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政治、經濟與貨幣的多邊體系。但是,這個體系正在接受挑戰,而且,這個挑戰并不是特朗普上臺之后才有的。

美國的雙邊主義能走多遠?

邵宇 陳達飛

1997年,年僅36歲的戴安娜王妃因車禍不幸遇難。關于車禍的延伸描述,有這么一段話:一位英國公主和一位埃及男友,在法國隧道里撞車了,他們坐著一輛配有荷蘭發動機的德國轎車,司機是比利時人,他喝蘇格蘭威士忌喝多了,后面跟著開著日本摩托車的意大利籍偷拍記者,一位美國醫生使用巴西的藥品為他們治療。加拿大人使用比爾·蓋茨的技術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我們,而你很可能是在自己的電腦上讀到這個消息的。你的電腦使用的是中國臺灣的芯片、韓國的顯示器,由孟加拉的工人在新加坡的工廠組裝,由印度的卡車司機運輸……

這段話用來描述全球化再形象不過了,它體現了人和物兩個維度的全球化,這背后還有隱性的信息和資本的全球化,以及觀念的全球化。而推動這種全球化浪潮的力量,是二戰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政治、經濟與貨幣的多邊體系。但是,這個體系正在接受挑戰,而且,這個挑戰并不是特朗普上臺之后才有的。它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挑戰者與締造者一樣,都是美國,其方式是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繼續推動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回合談判;另一方面,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優惠貿易協定,包括區域性的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等。

美國是優惠貿易協定的始作俑者

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就任美國總統時,美國經濟面臨滯脹壓力,國會保護主義情緒膨脹,迫使原本是自由市場派的里根總統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保護主義措施,比較典型的就是對日本的“貿易戰”,以及美、日、英、法和德國共同簽署的《廣場協議》,聯合干預美元,壓低匯率。同時,為帶動全球經濟復蘇,日本和德國還(被迫)實施了一系列的擴張性政策,1982年,為加強全球協作,美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欲發起新一輪的多變回合談判,但歐盟拒絕了美國的提議,多邊談判受阻,別無選擇,美國只能走雙邊談判的道路,開啟了與加拿大的自由貿易談判,并于1989年簽署協定。1992年,墨西哥加入,三國共同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上世紀90年代開始,區域的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如“流行病”一般在全球蔓延。

截止2012年底,在WTO備案的區域貿易安排共有354個,僅2011-2012年就增加了27個,全部為雙邊貿易協定。美國、歐盟、韓國、墨西哥的自由貿易伙伴國分別為20個、56個、48個和44個。至今,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已經有1200多個自由貿易區。其中,15個發達國家設立了425個,占35.4%,數量最多的是美國;67個發展中國家設立了775個,占比65.6%。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大多要求將內部關稅壁壘降為零。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巴格沃蒂教授將世界上不斷增加的優惠貿易協定的現象比喻成“意大利面碗現象”,用以描述其盤根交錯、星羅棋布的復雜狀態。這種結構并不是全球化深化的結果,反而是阻礙全球化的“絆腳石”。

優惠貿易協定導致貿易轉移

優惠(或特惠)的另一面是“歧視”,自由貿易區實質上并不自由。與常識相反,經濟學家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1950)認為,自由貿易區并不是自由貿易。成員國內部施行0關稅的同時,對非成員國卻實施了非0關稅。所以他提出,特惠貿易協定有時會惡化成員國的福利,也不利于全球效率的提升。

優惠貿易協定會導致貿易轉移,即,將與A國的貿易轉移到與B國,雖然降低了關稅負擔,但有可能放棄了從成本更低的國家進口,這種特惠貿易協定可能會惡化成員國的福利。如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規定“自由貿易區內的國家貨物可以互相流通并減免關稅,而貿易區以外的國家則仍然維持原關稅及壁壘”。如果美國降低貿易壁壘,從墨西哥進口了更多的低成本的產品,這顯然是一種“貿易創造”,也是一種福利改善;但如果美國從中國可以進口到更為物美價廉的商品,很顯然,對美國而言就不是“帕累托最優”的選擇;相反,還可能導致墨西哥從美國進口價格較高的商品,而不能從中國進口同質但價格更低的商品,這顯然對墨西哥是不利的。貿易的福利效應,一定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理解。比如,設立北美自由貿易區,是能夠增加美、加、墨三國貿易量;但同時,它也減少了各自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量。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特惠貿易協定數量激增所帶來的交易網絡的復雜化問題。

這一點,可以從單個企業的經營案例中得到說明。在一次日內瓦的優惠貿易協定上,愛立信董事會主席泰斯庫(Treschow M.)直言不諱地表達了“意大利面碗現象”給他的企業帶來的困境。中國香港的實業家、現利豐集團榮譽主席馮國經先生談到:“雙邊主義會擾亂貨物流動,設置壁壘,引起摩擦,減少靈活性并推高價格,在構建供應鏈時,還必須顧及所有原產地規定和雙邊協定,妨礙企業在全球范圍優化其生產活動……雙邊協定破壞了價值,如果得不到控制,可能會阻礙全球化體系的發展。”由此可見,雙邊的或者是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又是一個直覺與現實的悖論。

“美國優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兩種不同的方案

新一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個率真的老實人,在推動雙邊貿易談判時,他丟掉了政治家的偽善,不再聲稱某個協議對對方也是有利的,而是將“美國優先”告知天下人。這不失為一個好的談判技巧,等于已經出好了價格,這是談判的前提,誰也別想單方面在美國這兒撈好處,既然是談生意,一定要公平、對等和互惠;否則,這筆買賣也沒有做的必要。

美國正在重構全球貿易新規則。特朗普上臺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TPP和TTIP,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并威脅退出WTO。時至今日,經過多輪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區已經取得實質進展,美國和加拿大已經達成一致意見,墨西哥在協議執行之前仍可加入;美國與歐盟在推動WTO改革上也取得了諸多共識,歐盟在最新的“Concept paper”中列出了一系列WTO改革的方案,主要集中于爭端解決機制和上訴機構,另外對國際貿易中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如強制性技術轉讓、隱形貿易壁壘和差別待遇問題,都做了與時俱進的調整,基本反映的是美國的訴求。除此之外,美國還與韓國簽訂了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可以看到,特朗普團隊在重塑貿易規則上成果頗豐,這都是政治上的加分項。

但在經濟學圈,對特朗普的評價卻相對負面。最典型的莫過于克魯格曼,他是信仰自由貿易的巴格沃蒂教授的學生。雖然他相對“中庸”,但對特朗普的雙邊保護主義方案仍是大力批評,認為特朗普會輸掉這場貿易戰。另外,歐洲央行也警告特朗普,認為美國可能是貿易戰的最大輸家,GDP增速可能會降低2個百分點,而中國受到的影響卻很微弱。為什么經濟學家的敘述與白宮涇渭分明?因為一個是政治家的思維,另一個是經濟學家的思維。還有人說,特朗普的訴求是公平,但經濟學家的訴求是效率。那么,美國當前經濟的復蘇是本屆政府的功績,還是金融危機之后的“均值回復”?如果按照前面的論述,特朗普的雙邊主義必然會帶來效率的下降。那么,“美國優先”方案還能維持多久?

雙邊主義是反全球主義的,與之相反,中國推崇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明顯是一種全球主義的方案。那么,雙邊主義與全球主義是什么關系?二者是否一定就是互斥的呢?畢竟,全球主義也只是一種范圍更廣的雙邊主義。特朗普及其助理納瓦羅從來就不承認自己是保護主義者,特朗普總是以退出WTO、G7、北美自由貿易區等作為威脅,來迫使伙伴國做出實質性讓步,并稱其終極目標是真正的自由貿易。那么,通過特惠,或者雙邊貿易協定,是否能夠推動全面自由貿易?巴格沃蒂教授對此持悲觀態度,他在《今日自由貿易》一書中引用了日本財務省副大臣2001年在達沃斯論壇上的一段話:日本最后被迫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以追求貿易自由化,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真的很擔心……世界范圍內的雙邊貿易協定是大小形狀各不同的石頭,很難想象如何將它們用來建立多邊自由貿易。

優惠貿易協議本質上是貿易保護主義。歷史上,發端于貿易保護,并升級到軍事沖突的案例不勝枚舉,如西方國家1929-1933年大蕭條期間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納粹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比如中英鴉片戰爭等。所以,實現自由貿易的“特朗普方案”會使全球的貿易網絡越來越復雜,而且還增加了政治風險。(作者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研究員)

責任編輯:秦嶺 主編: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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